作者：刘世英，总裁读书会创始人
来源：总裁读书会（ID：winnerbook_club）
为什么很多人感叹“学习了那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有怎样的认知能力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立体的认知模式让王志纲摆脱单向思维陷阱，让他可以用多元、立体的视角看待世界，由此也塑造他立体的人生观，让他不要追求单一的生活，陷入名利、金钱的陷阱，而追求立体的人生。在他看来，立体的人生，应该是“生活生命生意高度统一”的，应该是“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精神自由”三者兼具的，应该是不重复和充满多样性的，应该是尊重人性的，应该是不带面具、真实地活着的，比如：可以不说真话，但不能说假话。比如：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做自己感兴趣和有感觉的事。这是王志纲的人生哲学，也是送给迷茫于“该如何过好这一生”的人们的一些人生建议。▲王志纲，智纲智库创始人、总裁读书会全国领读者联盟领读导师“王老师，真羡慕你，我们的幸福指数比你差远了。”说这些话的有不少是带着满身光环的名人、企业家、穷的只剩钱了的富豪们。比如，王志纲有一位老板朋友，是真正的亿万富豪，他每年的接待费就达一千万，后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个酒楼。他对王志纲说：“接待费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关键是陪吃、陪喝受不了”。据说，每年他喝进肚子里的白酒，至少有三百斤。虽然贵为老板，但来了大官、小爷、关键客户，他还是要满脸堆笑，跑前跑后地进酒、劝酒。请客时，由于人面广，前后左右的全是熟人，不得不多喝几杯。所以，他说很羡慕王志纲。因为王志纲钱虽然没有他多，却没有他这些烦恼。据王志纲说，他喝酒从来都是根据自己的状态和兴致，从来没有老板、官员敢强行劝他喝。再如王志纲的另一位朋友。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虽然积累了很多财富，但身体超出了负荷，盛年37岁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这位企业家死了以后就出现一个段子：据说他的老婆最后改嫁给他的司机。这个司机一夜之间有这么多的财富，所以他发了一个感慨，说：“原来我以为是为老板打工，现在才发现是老板给俺打工，财产也归我了，老婆、孩子也归我了。”这些都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挣钱的意义在哪里？王志纲比很多人更早看透了这个问题。他在很早之前就提出的“三生有幸，共享未来”的口号。他认为，人生应该是立体的。生活、生命、生意，一个都不能少。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非常饱满，有价值，有意义，生意只是顺带的结果。如果只是为了挣钱，为了生意，那就会穷得只剩钱了，这才是可怜虫。“我也是有机会成为富豪的，之所以主动放弃，并非是与钱有仇，也不是自命清高，而是这样做必须牺牲闲适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王志纲自言，对无拘无束、闲云野鹤式生活的兴趣远大于金钱。如果有两个项目让他选择，一个可以赚1000万，但在了无生气的地方，而另一个虽然只能赚500万，但却位于风光秀丽或历史积淀深厚的心仪之地，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是他会到贵州镇远、云南丽江、四川甘孜、陕西西安、安徽黄山以及新疆等地做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志纲一生都在追求“三个自由”——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精神自由。对很多人来说出差是个很痛苦的事情。虽然同很多企业家一样，王志纲每年有很多时间都在路上，但他能把痛苦变成乐趣。他能把每一次的出差当成一种美食之旅，当成体验当地文化的绝佳机会，当成立体感受生活和生命的过程。1998年，王志纲应邀到景德镇做演讲。当时这座“千年瓷都”历尽繁华，一片衰败，用他的形容“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一批奄奄一息的国企，一个被称作夕阳产业的工业，一群垂头丧气的人们”。他用3天时间帮其找到了正确发展之路。彼时依靠传统手工业作坊兴盛的景德镇终面对大工业文明时代来势汹汹不知所措，甚至考虑要不要抛弃陶瓷。他坚决否定了，他说：“景德镇不能学广东、佛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艺术陶瓷之路，不能搞‘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规模工业化，要做的是坚持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手工打造，传承千年窑火，景德镇的盛名、文化传统、人才储备和工艺水准决定了她就是大家闺秀，即便家道一时困顿，也还是大家闺秀，不能去学丫鬟的活计。”工作之余，他还去品尝江西菜，去浮梁买茶，深入了解了江西的茶文化，去九江琵琶亭——白居易被贬期间，写出《琵琶行》的地方。他还去见了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忘年交。极少为人做头像陶瓷的刘老师还当场用陶土为王志纲做了一座雕塑。值得一提的是，15年后，当王志纲再次受委托来到景德镇做战略咨询，终于通过知行合一把当年的判断变成了现实，通过打造轰动全国的“陶溪川”陶瓷文化景区，为景德镇的突围和复兴杀岀了一条大路。期间王志纲抽空再次拜访这位老朋友，还在他工作室的陈列架上看到这件作品。其后来被送给王老师，至今还保存在王志纲广东的家中。刘老师见到王志纲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还为1998年那场演讲给他们传统手工艺人带来的坚定信心表达感谢。这不是个例，而是生活常态。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全球出差，全国上班，候鸟式生活”。毫不夸张，60岁前，他每年至少要飞150次、住200间不同的酒店、在300个不同的球场打高尔夫、吃400顿不同的宴席，以及在全球搜罗品尝到500种小吃。这是他旅行中的“12345”哲学。以早餐为例。王志纲不爱吃酒店的早餐，因为它们是同质化的。他的一大爱好是早上起来到穷街陋巷闲逛，寻找街边美食，打探针头线脑的市井生活，再学几句方言歇后语之类，于烟火气中感受一方水土的真实滋味。“一道菜，吃的是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美学、宗教观、生命观，是你在和自然天地对话，和生命命运对话。”他认为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从更深层次上看，它是人类对生活美学和幸福体验到极致的结晶。他曾讲过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一次去西安出差时，他照例在小巷里转悠着寻找美食。突然有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是从一个要拆迁的破房子里传来的。他走过去，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水盆里面熬汤。他问老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老人说：“姓马。渭南人。”那美食正是渭南水盆羊肉。于是，他把水盆羊肉和白吉馍放在一起吃，发现香得不得了。他就问老人家：“你这个水盆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由此扯出一段故事：100多年前，左中棠率军打到陕西，马家祖上逃离时候，就说：“什么都不要管，背上坛子、背上老锅”。因为民以食为天，其他都是身外之物。马家祖上背着这个坛子逃了三个月，等到社会平定以后重新回来，继续埋锅造饭，重新卖水盆羊肉，并且传承下来，到现在已经第七八代了。听后，王志纲感叹：“几碗羊肉汤，一部西安史。”体验生活、享受生命的例子还有很多。他喜欢高尔夫，一周最多可以打6场球，每次4个小时，很多人惊叹：“你怎么能有这么多时间？”他环游世界，体验各国风情，大到全世界众所周知的、小至圈子内口耳相传的酒店，王志纲都住过。在非洲，他曾专门开车10个小时，去探寻英国女皇伊丽莎白还是公主时曾住过的树屋酒店。“当晚我躺在伊丽莎白曾睡过的床上，看着墙上挂着的照片，仿佛是在品味那个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史，也在了解这个公主到女王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伊丽莎白入住这个酒店的当晚发生了一件大事——她的父亲驾崩了，她继承了王位。可谓“上床的时候是公主，下床的时候就当了女王。”“我在蒋介石娶宋美龄的那间公馆住过一晚，半夜两三点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就像有人在走路一样。”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是心有余悸，“当晚就我一个人住在里面，特别恐怖。直到现在，我都怀疑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在新西兰的皇后镇，他曾开着车去体验所谓的“极限漂流”。“真正的危险不在漂流上，而是开着车从死亡之路上走的过程。下面是万丈深渊，在这个过程中，司机边开车边给我讲死亡，然后他突然把门拉开，我一看，我说：‘今天完了，肯定会死在这里了’。最后开车的家伙嚼着口香糖，悠然地开着车就过去了，我到了目的地以后已经浑身都软了。”很久之后，讲起这段经历他的心都在怦怦地跳。60岁那年，他去法兰西开飞机，并在法国飞行表演的飞机上体验了特技飞行。“飞机飞到天上以后，一会儿旋转，一会特技，我头晕眼花。”王志纲说，这是他人生最刺激的体验。下机后，他问飞行员：“假如犯心脏病怎么办？”飞行员说：“有这样的体验，死了也无憾。”他仔细一想，居然很有道理……“一年360天，当你300次跟别人都不一样，一生就是3000次、3万次，那你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几十年下来，他对全国的风土民情、烟火人生了然于心。于是，除了智纲智库创始人、策划大师、战略大师之外，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美食家。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契机，有人希望用他来解读一下中国，他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有了《大国大民》这本书。“一碗老汤话陕西”“发现山西”“山东到底错过了什么？”“什么是河南？”“寂寞安徽”“上帝为什么钟爱浙江？”“江西的格局”“百年风流话湖南”“湖北—中国的丹田”“阴阳巴蜀”“日鼓鼓的贵州”“东北往事”“潮汕往何处去”“前世今生大湾区”……这本书不仅是对各地风土人情的解读，同时凝聚着王志纲四十多年的非凡际遇、才情与洞见，透过中华文化大厦，以战略的角度解读无数中国人家乡过往、现在与将来，透过字里行间呈现了一个关键时期的复杂中国。该书于2020年7月出版，一上市便广受读者喜爱，上市一个月即破5万销量，被评价为“继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之后，又一部写透中国人国民性格的力作。”付梓两年以来，已销售逾二十万本。相关文章一经在社交平台发布，即成为现象级热文。很多人感叹：“每篇文章都能为一座城市‘找魂’‘塑型’‘立名’，把本地人都掰扯不清的问题给说得明明白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种生活态度丰富了他人生阅历的同时，也为他进行企业和政府战略咨询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思路。比如：成都“休闲之都”定位的提出。当时成都政府把成都人民的闲散、打麻将等当成陋习，准备改掉。王志纲说：“成都就相当于一个火锅，这个老汤非同一般的价值，包括打麻将，包括休闲，包括舒畅、安逸、巴适、闲适。下一步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往高质量发展，全中国人民都想享受成都人民这种生活，这些萝卜、白菜、海鲜都想跳到这个火锅里面来，成为火锅里的好东西，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汤倒掉呢？”当时成都还准备把宽窄巷拍卖掉做成房地产，王志纲坚决说不行：“一个城市没有文化名片，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平庸的城市。”政府这才决定把宽窄巷子、锦里保留下来。王志纲还亲自帮助他们把宽窄巷子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变成了今天成都的文化客厅，成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到了成都非去不可的地方。由此，才有了现在“立体丰满有烟火味”的成都。如何做到“生活生命生意高度统一”，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命题——怎么在有限的生命过好无限的人生。对于这个问题，王志纲说：“生命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人生苦短。生命是比宽度不是比长度。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活到100岁，也是在自我重复。有的人可能只活到五六十岁，但是生命很灿烂。关于怎样在有限的生命里，享受无限的生活呢？我的答案是：不重复。”重复是最大的浪费。就像磨道上的老毛驴每天都在走，走了10万步，走了万里长征，但他走的始终是那个磨道，不管1+1，1×1永远还是1。当然，不重复不是说经常换工作，你可以一直干一个工作，但要保持“眼前有爬不完的高山，涉不完的大河，每一天都在不断创新”的状态。王志纲认为，只有永远带着这种好奇，才能让有限的生命享受无限的生活。这个理念也指导着他的生活、职业选择、职业设计。他有一个理念：别人能做到的事，他坚决不做。所以，他不自己开车，都是聘用专门的司机。受文革影响，他没有学过拼音，以至于有了电脑、手机他也无法很好使用，别人都学，但是他没有学。他相信，技术终将解决这个问题，果然，后来有了手写汉字，有了语音输入，困扰他的问题迎刃而解。“人需要自由奔放、自由成长。这是生命立体丰富的关键，也是成才的关键。”很多人对当“第一”有执念，小的时候，在班级里当第一，长大后在社会中也要处处拔得头筹，决不能输于别人。但王志纲却不同，他说，绝不当前三名，中等偏上正好。“要保持前三名，就意味着你要被老师和学校牵着鼻子走，在课本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减少其它很多知识的学习，以及社会实践的机会，最后有可能是高分低能。”他讲过一个故事：大学时有一个同学是他遇到的智商最高的人。他考试很多时候都是一百分，有一次考到九十九他自己都不满意。连政治他都可以拿一百分。他的笔记是用蝇头小楷记录的，非常全和清晰，是同学们竞相抄袭的范本，有时他整理过的笔记比老师的讲义还要好。按说这样的人进入社会应该会大有所为。但事实却不然。原因就出在他本身太优秀，而他又缺乏自立自强自信的个性，一生都处于被别人掌控之中。大学毕业时，学校说“你太优秀了，留校吧”，他就留校了；留校以后又有领导说“你应该去留学”，他就拼命学习了一年法语，好不容易把法语学会了，却没去成；教了两年书，父母说“你回来吧”，他又调回老家去。老家并不适合搞学术，他就只好去了一个一般的学校教书……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王志纲则不同。在大学的时候，他只在学业上花费五分之三的时间和精力，另外五分之二留给自己，干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花大量时间去阅读感兴趣的东西。当时他对哲学感兴趣，对历史感兴趣，于是把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近代史，包括欧洲人写的《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都找来看，然后比较思考，看他们怎么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同时他还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宣传队、还写小说……这些东西对当时的考试来说是没有用的，但却让他今后的一生受益无穷。职业生涯中，他追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实现过多重身份转变，当学者、当记者、当影视制作者，成为市场探索者，做战略做咨询，根本原因也是他认为“只是重复自我没有意义”。从1985年到1994年，他在新华社担任记者。十年戎马，纵论时局，他完成了从“王志纲”到“记者王”的蜕变。那时候他是准备在新闻界干一辈子，跟偶像李普曼和范长江一样，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来影响并推动历史。但到了1993年，形势开始变了，新闻界开始走向保守，不仅报道要讲主旋律，连内参也要讲主旋律、讲宣传，不准谈问题了。王志纲想要“信马由缰，纵横江湖”的大环境没了。这时候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也退休了。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的风格也大变样。穆青爱才如命，对于王志纲这样的人才，他特准他“不要困在写小稿里，一个月发一篇有意义的大文章就行。但新领导则提出用硬指标考核记者，一年必须完成三五十篇文章，一篇稿子50元，文章品质不重要，所以很多记者就开始剪报纸，搜罗点信息，完成任务了事。他坚决不干，“人活在世上要为人类活，为历史活，为自己活，如果一个人为总编活，为某份报纸活，为稻粱谋活，那就算再才高八斗，留下来的也不过是一地残砖碎瓦。”彼时因为他是新华社的名人，总社很欣赏他，也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当官。王志纲觉得很荒谬：“做人莫当差，当差不自由。且我天性不喜欢逢迎，不可能去走那条路。”“一边我想信马由缰，纵横江湖，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外一边，新华社开始写小稿子，那不糟蹋生命吗？不是我之所欲啊。”王志纲坦言，这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他那时候还不到40岁，正是充满干劲的时候，但在现有体制内，当官不愿意，传统记者又不愿意干。怎么办？他只能选择告别体制，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找适合自己的“裤子”。创办智纲智库之后，他也是没有故步自封。做战略咨询就像一个医生一样，面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因为刚下海之初，当时流行病就像刚刚我们经历的新冠一样，是房地产业。所以，1994年到2003年——智纲智库第一个十年主要聚焦房地产领域，成为房地产“流行病”专家。从1994年策划碧桂园开始率先在地产领域引入策划理念，到龙湖、万达、星河湾、中国奥园、华夏幸福、云南海诚、上海城投、天府新谷、亲和源等，很多客户通过智纲智库的策划实现了质的突破，甚至一战成名天下知。他们也参与过很多大型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推进。比如：茅台“文化酒”的定位就是王志纲提出来的，“国酒喝出健康来”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语也出自王志纲。因为智纲智库服务过的不少客户都曾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其中不乏首富（杨国强、吴亚军、王健林等），所以有人就说：“王志纲的工作是制造老板”，还有人称他为“首富制造者”。随着城市化进程提速，从2002年开始，在地产行业一片高歌猛进的形势下，智纲智库却开始从传统地产转战城市发展战略领域。很多人大跌眼镜。但他们却思考得更深更远——当房地产大盘的体量和价值已经足以影响城市发展格局的时候，如果能理解、把握甚至影响城市的发展战略，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如果只是靠之前的决策方式，依靠行政力量或者政府资源去推动，也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他毫不犹豫地“抓大放小”，退出常规地产，进军城市战略。因为他深知，如果继续干地产，这其实就是变相偷懒，因为一件事情熟悉了之后就会有一定的流程、套路模板。也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选择，2003年，王志纲做了一件震惊很多人眼球的事情——“退聘礼”。他记得当时给中信地产 “退聘礼”（解约）的时候，中信老总第一是暴跳如雷，第二是无法理解。“现在多少房地产专业公司围着我，求爹爹告奶奶，求着我们合作我们都不理，你是我们唯一签了上千万合同的单位，我们把你们当爷供着，你说居然不合作了，你们到底是不是公司，你们跟钱有仇吗？”“当这个事情（房地产策划）别人都能做我还做干啥？”王志纲说自己一个渴望挑战的人。就像那些登山客一样，你问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登呢？他回答很简单，因为山在那里，这已经是一种本能了。由此，以大成都战略规划为发端，从首都圈到大上海、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沿江，从发达地区到闭塞地区，智纲智库几乎参与过中国所有区域的发展探索和战略制定，为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西安、昆明、青岛、烟台、石家庄、长沙、宁波、大连、廊坊等多个地方政府及城市投资平台服务，提供城市战略、新城开发、旧城改造、古镇复兴、产业园区、城市营销等咨询服务。成都的悠闲文化、西安皇城复兴计划、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都是代表性案例。牡丹江的中俄合作项目、乌(鲁木齐)昌(吉)一体化、北海的北部湾战略、云南的大湄公河流域战略、中国走进非洲建立海外经济特区，这些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智纲智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智纲智库还走出国门，在毛里求斯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斯里兰卡港口城、老挝万象新世界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十年高速城市化的发展之后，王志纲意识到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存量过剩、增量不足，平台过剩、内涵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点就是发展“文旅康养”。他认为，平台为王的时代要向内容为王转向，文化、旅游、大健康、养老、养生绝对是以后的大方向、大商机。而且，他还提出一系列在现在看来都依然有建设性的观点。比如：“农业时代、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文旅康养时代，山岳最值钱。”“中西部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再看他的很多判断一一应验。王志纲老家贵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年贵州抓住时机，提出了“天上的云数据，地上的全域旅游”的战略口号，迎来大发展。旅游方面，现在贵州的全域旅游初成雏形，成了中国旅游业的明星。当年的穷山恶水，成了赏心悦目的风景线；当年的峥嵘天险，成了“长桥卧波，未云何龙”的奇伟瑰丽；整个贵州，成了自然风光绝美，人文风貌独秀的超级大金矿，原来许多“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妙之处被逐渐揭开面纱。在大数据领域，贵州举全省之力全力推进，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大数据之都”，开创性地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包括：全国第一部大数据地方性法规，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开放的“云上大数据交易所”，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国家博览会，全球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全国大数据行业第一赛事“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通过率先开放省级政府数据，市场换投资引入龙头企业，创办交易平台和会展赛事打通大数据全产业链。近些年，随着高科技、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高速增长，智纲智库又开始进行新的转向。2014年，智纲智库受邀为中铁四局进行企业创新发展变革。智库团队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研判未来将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十年，大胆推动中铁四局主动变革，从国内主导型走向国际主导，以全球性绿色工程建设与综合运营领军企业为定位，从中铁国内的标杆企业跃升为中国中铁走向全球的领军企业。在智库的助推下，2018年11月中旬，中铁四局新签合同额突破一千亿元，12月中旬，营业额达到1005.19亿，标志着中铁四局正式成为中国中铁系统第一家双千亿量级的二级企业。2020年，智纲智库受邀为贵州通源集团策划总体发展战略。贵州通源集团为中国民企500强、贵州企业“双百强” ，目前为西部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智库团队助力通源在新时代新市场下的攻克转型难题。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西安丝路科学城项目。王志纲认为，在这一轮发展中，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各主要大国都把科技作为本轮战略博弈的核心，世界目前正呈现科技竞争的“冷战”态势，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华为事件背后其实都是大国的科技之争。基于此，智纲智库为西安科学城项目提出“科学家定制城市，原创新科技先锋”的发展定位，建议其以原创技术为核心，以全球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引领，以科技创新全链条为支撑，提供科研科教服务、技术转移转化、高端生产制造等功能，提升区域原始创新能力，打造国家级的原始创新高地，在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丝路科创中心的新程中担当重要战略价值。近些年，他还不断输出的思想，“把肚子的存货里往外掏点”，希望为时代、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王志纲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个口述改革开放40年的专辑，无数企业大佬纷纷订阅。嬉笑怒骂，豪气洒脱的讲述方式，让这些生动的改革故事跃然眼前，一位企业家在听完其中某一章节后描述说“笑到打滚”。王志纲还在一个财经自媒体大号上开设专栏，《邓公的遗产》等一系列稿件瞬间刷屏，点击量破千万，被称为“纪念改革开放的压卷之作”。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而来，全球经济动荡，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站在战略的高度，王志纲陆续推出《大历史观下的中美关系》、《大国之争，美国错判了一点》、《为什么是深圳？》等雄文。尤其是2020年底发表于某公众号的《庚子风云启示录》，拨开现象的迷雾，直击国内外未来发展的本质问题，震耳发聩。文章上线当晚，阅读量即突破10万+，上百家媒体转载，累计阅读量破千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21年新冠疫情常态化，全球抗疫成果参差不一，“武汉病毒”、“中国威胁论”等议论喧嚣尘上，而国内改革开放迈入深水区，中国发展进入下半场，房地产、医疗、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大洗牌。王志纲与智纲智库战略研究院陆续推出《我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三个故事，看清局势之变》、《晚舟归航，世界将因此发生哪些改变？》、《香港重生记》、《中国地产界，我只佩服两个人》等重磅文章，为迷茫中的民营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2021年11月11日，王志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节目《惊鸿一见》首期嘉宾，接受央视财经知名主持人陈伟鸿的深度采访，两人以《王志纲论战略》为切入点，畅聊财智人生，探讨热点话题，为年轻一代的发展出谋划策、指引方向。就连玩直播，他都能一夜“破圈”。2022年10月，他先是坐进“老俞闲话”直播间，开启“直播首秀”，跟俞敏洪热火朝天唠嗑近两个小时；然后又和俞敏洪走进“东方甄选”直播间，与董宇辉纵论天下、畅谈人生、勉励青年，留下诸多金句……一场直播创造了3000万+直播间人气的成绩，由此衍生出来的成百上千短视频一度刷爆了朋友圈，在视频号、抖音平台人气爆棚，尤其了不得的是看直播和短视频的60%以上都是年轻人。▲《王志纲论战略》王志纲著，2021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22年10月，王志纲做客“老俞闲话”直播间时，俞敏洪问了王志纲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高尚不？”他认为，人都是俗人、饮食男女，不是圣人，如果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只能产生假圣人、口是心非的两面人。但俗人也会有高尚的追求。因为俗人可能比圣人更可能有“圣人”的情结。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俗人，反而更可能为了目标而尽力去追求高尚的东西。比如：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理学家们用“三纲五常”来约束人性，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结果却是培育了大量的迂腐文人。在“极左”思潮支配社会的年代，社会治理的逻辑也是围绕着“人人都当圣人”进行。人人背语录、唱红歌、大跳“忠”字舞，张口闭口“三忠于四无限”，用所谓的“革命纪律”压制人性，最后产生了大量的投机分子、野心家和“伪君子”。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伟光正”的，是看起来极为崇高且伟大的。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一个伟大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够成就光明的现实。恰恰相反，看似丑陋的出发点却往往在最后成就了伟大的现实。”王志纲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大江大海四十年的峥嵘岁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由一群“俗人”集体创造的。以“珠三角”为例。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家里面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然而到珠三角挣到了钱，比家乡多的多，还可以赚钱回家盖房子。虽然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也许是明天、是未来，就是这一点期待，使上亿的农民成为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港澳的商人们也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他们同样是来挣钱的。把欧美的订单拿到手，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大叔大妈，找块地，租一个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在中间吃水。就这样很多老板发了财，他们也是出于俗人的一己私利，但一不小心就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四十年过去了，在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由珠江东西两岸构成的工业走廊，成了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的民营企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是俗人按照常识做事，但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所以，不要小瞧“俗人”。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王志纲接触了林林总总、成千上万个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都是俗人。他们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所谓俗人定律，很简单，用大白话说就是“肚子饿了要吃饭”。管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这是常识、规律与人性。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个人都应该尊重常识、规律与人。这也是王志纲比较重要的人生哲学。▲总裁读书会创始人刘世英在2023智纲智库深圳年会上与王志纲老师合影现实中有一些人读了很多书，甚至肚子里面都是书、只有书，看起来知道的特别多，但一遇到事，完全没有应对能力。原因在哪儿呢？王志纲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人对“究竟什么是知识”存在误解。在他看来，知识最起码包括“知道”和“见识”两部分。绝大多数人口中的知识，仅仅停留在“知道”层面上。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精通“回”字四种写法的，充其量只是“知道”分子罢了。尤其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一天产生的信息量远超过去百年的总和，信息的裂变和爆炸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储存手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知道”分子只会越来越像两脚书橱，难以跟上时代。王志纲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他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少时经历文革，无法上学，读书是他学习和接触世界的主要途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读书多了写起文章自然就顺，读着顺自然合乎语法。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是他的语言教材。以至于到现在他都不太懂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照样能写出“大文章”。大学时，他把《资本论》厚厚三大本通读了整整7遍，“读出了一个另外的马克思，读出了一个另外的《资本论》，而不是书本上的东西”。他深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是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看世界的方式应该是“立体的、多元的”，这是避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的根本。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论指导了他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后来，常年出差，每次上飞机后时，都要带几本书或杂志。除了读纸质书，也会在手机上看书，一年下来起码会在手机上读数百篇上万字的文章。在读的过程中，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归纳、总结、升华，形成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还是拿《资本论》举例。王志纲跟很多人交流发现，他们读《资本论》都读成了教徒，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凡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都不能做，凡是说过的就要做，这就是读死书，读成原教旨主义者了。而他的做法是把马克思是当成一个尊敬的学者，把他的书当成学术著作，而不是读成宗教。王志纲经常讲到他和岳父的一段往事：王志纲的岳父，一个老干部，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且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同时他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马克思理论家。关于《资本论》他们曾发生一次大的争论。一次，他的岳父很生气地说：“当时的政策（改革开放）按照马克思理论来说，明明是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就说我要干资本主义就完了，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走右路。”而王志纲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邓小平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全部走向资本主义，首先这批老同志就要全部造反，如果走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那就没法改革，所以伟大的政治家就要在两难之间寻找变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是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让全民富裕。”王志纲常说一句话：“书不能只读到脑子里，要把书上的东西跟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够在实践当中去解决生活中和事业中的根本性问题。”所以，“见识”比知识更重要。“知识分子自我进化的关键在于‘见识’，获得‘见识’的方法是‘知行合一’。”他说，好多知识好像看起来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但其实不是，很多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也是他说的读书、读人、读社会，即“读书之外，还要读人、读社会。或者说读书，也是为了读人、读社会”。后两者在我们走出学校，走入社会之后更加重要。以他自己的经历为例。当过新华社记者期间，他曾以文为器，向为中央决策建言献策，为中央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1988年，王志纲就“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诸侯经济”等问题，历时70天、上下8000里的大跨度写下的内参文章《中国走势探访录》，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被请进中南海作汇报。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基于此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大政方针。当时他还得意自己的这一举动，后来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之后，真正见识到社会、人性后，才觉得后怕，“‘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我自认为通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建议，其实离成熟的方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可能会变样，微观上成立的现象推广到宏观上却会酿成灾难，播种的是龙种，长出的有可能是跳蚤。”他说自己是在下海从事策划行业之后，用了10年时间补上市场经济和人性这堂课后，才算是真正走在了“知行合一”的路上，完成了从“行万里路”到“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最终蜕变。”从1994年正式下海至今，他行遍中国山河湖海，惯见江湖三教九流。从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塞北苦寒地，到吴歌悠悠、烟雨氤氲的江南温柔乡，足迹遍布天下。而且这种行走不是浮光掠影的观光，更不是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要率领团队结硬寨、打呆仗，为政府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突破困局，把握机遇。这些年，他每天都在实践，一年有很多委托项目，都是挑战性很大，甚至很多都是“濒临死亡”的。因此，他有机会深入最基层，从田野调查开始做起，将当地的历史、人文、社会、经济乃至风土人情全部消化融汇之后，方能为区域找“魂”，提供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解决之道。在“阅世”中离不开“知人”。正如他自己说：“战略的成功离不开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在接触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的同时，他与无数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打过交道，也见证了太多帷幕之后的故事和人性的悲喜剧。王志纲总结人性的三大特点为：贪婪、侥幸、虚荣。比如：很多人对金钱的追逐是无限度的。他们恨不得躺在家里，一按按钮，钱就来了，很多搞资本运营的都是这种心态。这就是“贪婪”。在这过程当中，打了十场战争，可能输了七八场，但赢了两场，就把偶然当必然，于是开始幻想出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这就是“侥幸”。而虚荣就更常见了。王志纲讲过一个故事：广东有一个大佬，每年都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邀请好多名人、商人过去。那个活动是按“资产”排序，资产越多位置越靠前。有一次，王志纲被邀请过去。一个身价两百亿，拥有两个上市公司的主席去敬酒。他问对方：“怎么没见到你啊，你坐在哪里啊？”那人就说：“我在五排以外”。他又问：“为什么五排以外呢？”对方又回：“有规矩的，这一桌都是五千亿以上的，我们这些两百亿的只能是在五桌以外。”接着又说：“我一定要挤进这个圈子（五千亿）。”这也是很多老板们的基本思维，被钱所裹挟。最后，“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更进一步分析人性，王志纲认为，很多战略陷阱都是“人性”的问题。结合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佬，从风光无俩到折戟沉沙的实例，王志纲曾总结出人性的七大陷阱。包括：在贪婪的驱使下，难填的欲壑会让人失去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和对自我的清醒认识，由此导致汉能集团的“过度超前陷阱”、顺驰的“大跃进陷阱”、乐视的“四面出击陷阱”；由侥幸导致的“机会主义陷阱”，让诸如恒大等一些企业沉迷于一时投机造就的“神话”中，却最终消失于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以南德集团、海鑫钢铁集团、雅虎集团为代表的由虚荣导致的“统帅迷失陷阱”“固步自封陷阱”，让企业陷入“政治情结过重，避实向虚”或“因耽于享受，丧失动力”，或“高度自负，盲目自信的”的发展迷途中，最终导致失去企业创立之初的“初心”，走向覆灭。还有一类是“政商关系陷阱”。王志纲认为，这是综合了人性的所有弱点，也是最复杂的陷阱。健力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曾经的传奇企业最后落得被收购而后破产的下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健力宝的掌门人李经纬跟当地政府没处理好关系，弱干强枝，离心离德。同时，他也指出，人性是弱点也是特点，不能单单把它们作为反面来讲，而是正反两方面都有的。这些欲望推动着事业，推动着人的前进。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王志纲才说：如果说我多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的努力终有自己的一番独到之处，那么无非是在当下中国的“天时”影响下，对不同的“地利”与“人和”有了如鱼饮水般的体验和感悟。王志纲对人有这样一段的描述：“有些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表面上不停地恭维你，把你捧得很高，但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头上砍你一刀，脚下砍你一刀，最后把你的腿给砍断。”也有一些年轻人困惑：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和他们交往时也不知道孰真孰假，难以捉摸，要怎么识别？人格面具理论来源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意思是：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就像开假面舞会一样，光怪陆离，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想展现给别人的一面展现出来。人格面具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实中。对于这个问题，王志纲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一方面，他认为，有时候戴面具并非不诚恳，而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体能够与其他人，甚至是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在表面上和睦相处，为个体在各类社会交往中提供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面具，是人对自我的一种保护。另一方面，他表示，人格面具都是以公众道德为标准的，如果一个人过分热衷和沉湎于去扮演社会公众喜欢和普遍接受的角色，最终的结果，就是面具带久了摘不下来。有些人言不由衷，有些人词不达意，有些人口不对心，有些人两面三刀……不一而足。王志纲不愿戴面具，只愿真实的活。他有一个原则：可以不说真话，因为真话可能会惹麻烦，但不能说假话。比如说：我看你很丑，我不直接说你丑，那就算得罪人嘛，你可以不说，但你不能倒过来说“你怎么长得珠圆玉润”啊，这是假话。他也合作过的一些老板，等到老板们功成名就之后，身边围满了奉承之辈。每每这时老板们也希望王志纲能说几句恭维之言，但王志纲的性格决定了越是这个时候，不仅不恭维，还很尖锐的指出他的不足。往往两三次以后，他们再也不找他，而他乐得轻松。“痛饮茅台，痛骂官员。”王志纲是一个自律，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他认为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让自己活得轻松的方式。所以，他特别不喜欢别人迟到。为此，他直言，很多老板被他骂过。现在很多人跟他在一起，都不敢迟到。他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被邀请某个地方去项目，某政府官员不了解他，高高在上地对他说：“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了。”他毫不给面子地回怼回嘴，然后转身就走。某省书记接待他，跟他了加微信，秘书以及下面的官员也要加，他都拒绝了。他说：“微信是私域，微博是公域，微博相当于广场谁都可以去，微信等于是进我家。我们根本不熟，你跟我一见面就到我家里来，还奔到炕上来跟我聊天和唠嗑，这个太不正常了。”后来，这事在官场传开，当地官场得出结论是“这个王某某太牛逼了，我们领导给他加微信他居然不加，架子太大了。”很多人觉得王志纲狂。但对于他来说，他只是在真实做自己。这是一种本真。在这一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人因为他“不带高帽，没有高跷”，与他失之交臂，但也有些人会产生兴趣，会被吸引，进而产生欣羡，甚至敬佩之情。他们惊讶会惊讶的发现：真的还有这么一种活法，不靠包装，靠真实活着。很多人开始羡慕这一点，向他取经：“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必须戴面具，只有你不戴面具还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他自己总结了13个字：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权。有点钱——够花，不用看别人脸色活。霍英东说过一句话：“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仅三餐。”他说，自己从来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有点闲——整天忙得团团转，打个高尔夫都嫌浪费时间，那叫什么生活？有点爱好——读书也好，打球也好，喝茶也好，有点爱好的人生不无聊。有点权——不是权力的权，而是权威性的权，即得到社会的认可，在专业层面具备权威性。“这几点具备其一不难，全部都具备的话，也就实现了三个自由：财务自由、灵魂自由和时间自由。如此一来，你当你的官，我搬我的砖，人不求人一般高，还带什么面具呢？”他说。很多人千方百计地追求“高学历”、拿文凭，王志纲却不感兴趣。他认为，本科学历已经够用，他完全不需要靠学历包装也能活得很好。很多人一堆头衔，什么政协委员、特聘教授、荣誉博士、政府顾问等，很多机构也给过王志纲，他也拒绝了。明明是个传媒高手，却拒绝包装、营销、公关、炒作。王志纲的“直播处女秀”即“破圈”，很多人让他趁着流量扩大名声，他也毫不理会，“你可以不认识我、贬低我、不屑于我，我都无所谓”。以至于高尔夫球队100多人，看到他和俞敏洪在一起直播都很激动，感叹：“原来是隔壁老王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对于所谓的“虚名”和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流量”，他从骨子里不愿意要，“这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这里面隐藏了一个被忽视的陷阱：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有些人的价格与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比如：农民。因为他只会脚踏实地地耕种，不会炒作自己。很多人的价格与价值是远远超出实际的。很多商人就是如此。今天很多企业家、老板，特别是房地产老板，以前身价千亿的，一夜回到解放前，被打回原形。他们为什么会被打回原形呢？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高杠杆、高周转、高回报，那些只是炒出来的价值，并不是实际的。“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价格和价值均等，甚至价格越低于价值。”在他看来，你明明只有50、60分，却拼命把自己包装成100分，没有必要。过度的包装就像整容，你原来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即使最后整成功了，看起来拥有了美丽的外形，但本质上依然不是这样，时间长了也会露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开始流行给名片。他深知，凡是名片上头衔最多的，常常都是空壳。所以，他从不搞这些。他在新华社的时候，就写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后来离开新华社开始下海，他的名片上就一个王志纲，你认识就认识，你不知道也无所谓。在离开新华社时，他还干了一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制定了三个不来往。第一个，凡是在新华社当记者，打过交道的官员不来往。因为比起个人能力，很多人更看重背后的招牌。第二个，当记者的时候，交往过的企业家不来往。当时很多人都用看似“关心实则怜悯”的态度看他，觉得王志纲离开新华社肯定混不下去。第三，跟新闻界不来往。因为别人会觉得你还得靠昨天新闻界的人脉和圈子做事情。这让他脱钩很成功。几乎认识他的99%的人（包括他服务过的客户、政府官员），都不知道他曾经当过记者，只知道他是策划人，是战略智库创始人。他们觉得“王志纲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这样做有些决绝，但却让新的王志纲诞生了。这个王志纲不再是新华社记者王志纲，而是靠市场生存的王志纲。当时，他给自己的定位就三句话：自由撰稿人——靠挣稿费能生活，能保持对社会的关注，还比较自由；市场策划人——这代表着要去市场上找饭吃；独立制片人——下海之前他在影视上已经打出名声来了，很多人来找他拍片子，这也是能吃饭的家伙。这样当王志纲的过程比较辛苦。他经过了三五年，才从低谷慢慢爬上来。但这样做看起来吃亏了，但其实很扎实，因为“你就是你”。在王志纲看来，人真正的价值不是炒作包装出来的，是你自己凭实力挣出来的。它不需要自己说，知道的人自然会知道、会尊重。大概十年前，央视《对话》节目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邀请成为嘉宾，之后节目关键时候都会来找他。有一次，节目总策划给他打电话：“王老师必须你来坐镇，要不然镇不住。”那一次他们请了当时最火的易中天。在跟他对话的时候，王志纲说过这么几句话：第一句：“人生就像个大舞台，但99.9%的人都是黑暗中的舞者，聚光灯只会打中一个主角，所以很多人都渴望被聚光灯所关注，因为关注了你就等于你被大家看到了。你（易中天）也是黑暗中的舞者，很有才华，终于通过百家论坛出名了。因为观众不准把灯光移走，所以你出名了。”第二句：“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超级名利场，这个名利号火箭输到外太空上的都是猴子，但为什么有很多上去人是猴子回来还是猴子，有的上去是猴子下来是齐天大圣？”第三句：“明星有两种，一种是流星，一种是恒星，怎么能够让自己从流星转化为恒星呢？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个小时的对话很精彩，这期打破了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开台以来最高的收视纪录。但没想到，易中天的粉丝不干了，破口大骂：“你是谁？你算老几？你怎么敢这样跟大师对话。”工作室网站都被他们攻陷了。“易中天都能接受我的话，他们接受不了，为什么呢？”王志纲分析，“因为易中天知道我的价值，知道他跟我是平等的。而那些粉丝不懂，所以骂我”。这样的道理很常见。比如：这样神奇的一幕经常出现：不论王志纲不管走到哪里，省委书记包括最高领导都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他。安排座位时，他都是跟省委书记一起，坐在主宾席上。而其他老板就是按身家排位了，一百亿往上坐，几十亿的在后头。出席一些富豪搞的活动时，也会不约而同地把他放在主角位置，省长省委书记都在边上。而且这种尊重、待遇不是他要求的，是别人发自内心给的。王志纲接受得很坦然。“这是社会的一种价值排位，你受尊重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你的价值。”也基于这样的人生哲学，王志纲和智纲智库不包装也不夸大自己，选择只跟那些真正认识到、认可他们价值的人合作，且坚持“我的游戏规则就是规则，你接受我们就往下走，你不接受就不谈了”。但一路走过来，因为他们的价值很独特、难以被替代，所以反而走得很轻松。于是成就了他所说的“丙方”生存智慧。